秸秆生物发酵饲料的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探讨

  据统计，我国农村农作物秸秆年产量在7～8亿t，而2017年全年各类农作物秸秆总量达9亿t，但超过70%的均腐烂于田中或者被直接焚烧。简言之，有效资源得不到合理开发利用，且在解决的方法上更是有失科学，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张丹，2017）。总的来看，近几年国内农作物秸秆饲料用率不足30%。在上世纪农业机械化未完全普及之前，秸秆资源的处理和利用相对合理。进入新世纪之后，机械化作物推进，再加上我们正常的生活水平与环境的大幅改善，对于秸秆等民用需求不再强烈，农作物秸秆在部分地区直接进行焚烧处理。研究表明，农作物秸秆属于重要的饲草来源（秸秆微生物处理技术，2014），尤其是在美国、澳洲等地区，市面上的肉食动物、家禽等超过7成都是由草转化而来，尤其是澳洲地区，更是达到90%以上。由此可见，农作物秸秆可以变废为宝，秸秆生物发酵饲料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空前显著。

  农作物秸秆的主要成分是粗纤维、木质素、粗蛋白质及抗营养的东西等，尤其是蛋白质含量（曹红梅和刘文文，2016），直接占到4%～6%。此外，秸秆生物中的中性洗涤纤维及酸性洗涤纤维也占到较大比重，但这些营养物质很难直接被羊、牛等食草动物直接消化利用（张立霞等，2016）。正因如此，微生物发酵秸秆处理技术显的很关键。在微生物发酵处理过程中，微生物会大量繁殖，会分泌各类物质，包括木质素酶、纤维素酶、半纤维素酶及果胶酶等。这些物质可直接用来降解并转化成为上述提到的木质素、纤维素，并原有基础上逐步提升生物内部蛋白质的含量。所以，微生物秸秆在发酵处理之前，蛋白质含量在5%左右，而在发酵处理之后，蛋白质含量提升到16%以上（赵娜等，2014）。其中，纤维分解率超过30%，消化率更是达到50%。以稻米类秸秆微生物来看，发酵处理之后消化率可提升到58%，而北方大部玉米秸秆微生物发酵处理之后消化率达62%。

  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简言之可归纳为两方面：首先是农村地区农作物生产种植阶段产生的环境问题。近些年来，秸秆焚烧较多，即便国家和各地基层部门强化管理，并制定处罚制度，但依然无法完全规避秸秆焚烧（刘纪成等，2017）。仔细分析显而易见，绝大部分农户主要是考虑到秸秆回收成本高，费时费力，何况非经济作物类的粮食种植生产，全年也就区区几千块钱的经济收入，所以，农业种植大都不属于农民主营收入。正因如此，早些年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我国北方地区，农户都均择焚烧秸秆，导致非常严重的环境问题（刘海霞，2016）。其次，农村经济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问题。由于秸秆综合利用程度较低，也进一步加剧了产业链短与布局不合理的情况。就目前而言，我国离现代农业的全方面推进还有很大不足，而秸秆综合利用恰恰是最直观的衡量指标（刘海霞，2016）。如何化害为宜、变废为宝，加快建设节约型新农村与良性的农业产业生态链已是大势所趋，更是城乡一体化与城镇化的进的必经之路。为提升农作物秸秆的利用率，近年来，国家政府相继推出了系列法规与政策。首先，全力发展和推广秸秆生物制成型燃料技术，旨在解决既往相关科研中经费不足的问题。此外，以各县市为单位，尤其是对我国北方地区各农业大县适当加大财政补贴。最后，逐步优化秸秆焚烧的监督惩罚及其落实方案。

  首先，秸秆的合理规划利用最直接的好处是提升田间耕地生产力（汪润生和赵洪武，2016）。秸秆直接翻新甚至焚烧的行为均不利于农作物的生产种植。反之，可增加耕地土壤有机质成分及土地的自我清洁能力。不仅为广大农户节省化肥开支，并且增加亩产量。其次，促进农民就业结构。就目前来看，不仅是在东北农村地区，包括山东、河北、河南等整个北方大部，农业早已不是农民的主营收入，大多外出打工、经商等。

  总之，青壮年劳动力均在城市或别的地方从事别的行业，仅有小部分人继续从事农业相关工作。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主要是趋于经济利益的需要。故此，秸秆的合理利用可以增产，有效改善土地质量，并且还会刺激相关产业链的发展。通过改变农村传统落后的生产经营方式和单一的务农作业形式，加速农业结构的调整。

  最后，如上所述，产业体系的优化为三农经济的发展建设注入新活力，也增添了新经济增长点。在此情形下带来最直观的变化，即改变技术性人员外流的局面。秸秆经济带来区域内以饲料工业为主体的各关联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农村优秀人才提供新机遇。

  农作物秸秆在农村地区的产量多、来源广，即原料充足且选择性多。在这种情形下，对于农户可变废为宝，对于饲料企业可大幅度降低原料成本。与此同时，大力开发秸秆资源，将秸秆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原料化（王国桦和姜高亮，2018），从而再次改变企业原本单一的产品生产模式，加速推进地方工业公司的业务转型，进入到多个生产领域。如此以来，有效提升企业运转能力，增强整个区域行业的市场竞争力，最终更好地反馈到本地经济的建设与服务上。

  如上，以东北地区小麦、玉米作物收割后的秸秆为例。各省市地区从2016年均强化了各方保障举措，紧紧围绕政策支持，加速提高秸秆的综合利用。将政府引导与监管、乡镇企业进驻参与及向农户宣教科学可持续的农业发展理念相结合。首先，积极推广了秸秆粉碎还田和保护性耕作。在上世纪90年代，秸秆粉碎或直接铲除非常普遍，但由于农村生活方式的大幅转变，无论是从生活需求还是从经济、技术角度，广大农村居民对农作物秸秆的需求几乎消失（马秋颖，2017）。仔细分析显而易见，因为秸秆在农户眼中不再是“宝”，反而成为累赘。所以，在改革推进中可以此为突破口，各地方政府部门近两年给予的支持和措施体现于此。其次，在前者基础上积极推广秸秆养畜，抓好生物质秸秆压块生产，对于相关机器设备的购买，政府部门给予特殊的比例的补贴。总之，一切围绕着农户经济利益来推进。

  “软硬兼施，协同推进”。在保障农户经济利益的同时，更需要强化制度的约束力，正所谓“无规矩，不成圆”，当地环保局依照有关政策，推行具体实施方案，加强组织领导，加大宣传教育与监督。

  首先，秸秆的综合利用附加值低。尽管在该领域的创新发展与机制改进持续推行，但由于国内起步研究与关注实践较晚，综合利用率低和附加值低仍是当前真实写照。以秸秆饲料生产为例，目前很多秸秆资源未经处理便被当成饲料，如常见的牛、羊饲养等。

  其次，短期内无法有效形成规模优势。缺少规模优势，自然无法有效加速整个产业链条的优化与构建。就目前来看，管理制度方面、生产规模方面、经营运作形式方面等均属于亟待解决的矛盾。正因如此，也使得市场机制不够完善化，导致农业等部门出台的相应政策、法规及补贴、鼓励机制等无法有效融合市场生产。

  最后，缺乏经济实用的配套技术设备。秸秆生物发酵饲料的研发、加工、生产等需要企业拥有一整套技术体系，与常规饲料生产存在一定出入。具体来看，秸秆的收集工作本身就相当繁琐，且任务量较大。但目前相关投入与技术支撑仍很欠缺。

  对于秸秆发酵饲料的优势和现实意义最重要的包含减少农村养殖业成本、提高饲料适口性、提高动物抗病力、提高饲料利用率等（楚天舒，杨增玲，韩鲁佳，2016）。但短期有序推广的确很难。故此，需要制定一套循序层级推进路线。

  首先，因地制宜、突出重点方向。继东北农村地区来看，各地在进行秸秆综合利用时，应根据各地真实的情况确立多元利用的技术模式（马秋颖，2017）。其次，以效益优先为主，以实现生产经营的最大收益为目的。经济收益是带动区域内农户、企业及相关单位部门协同推进、持续投入的关键。所以，必须要做好合理分配。再者，示范与推广相结合。结合实际，以点带线。如建立示范户，提供必要补贴，对其进行技术指导。只有让广大农户看到切实收益才能更加顺畅引导农户自行开展秸秆综合利用。最后，充分的发挥政府引导与市场导向的发展理念。对发展建设中存留的问题及可能出现的矛盾采取必要的手段措施及时应对、优化。

  在运作模式构建上可分主次、全局推进。第一，原材料和厂方。可在郊区、远离城市的地带或者在平原农村地区建厂生产。如此以来，原料产地也是饲料产品的加工地，包括运输费在内的各项成本均可大幅缩减。在此基础上，场地选址要通过调研数据来决定，即选择秸秆高产且交通通达性好的区域，并设立秸秆回收点，以点带面。第二，需要当地或外部企业投资，即技术和资金的支撑。秸秆生物发酵饲料的生产管理并非简单的粗加工，需要新技术、新设备等。大中规模的企业一般都有自己的开发团队和技术团队，可将秸秆很多方法加以利用。第三，国家的政策扶持，即项目支持者。建议各地方政府部门积极引导，达成企业与农村、政府间的多方合作。将区域经济的发展、秸秆合理开发利用与三农经济的转型过渡融为一体，为地方经济提供新的增长点。最后，市场，即花钱的那群人。就地生产、就地消费对于构建本地一体化的产业链条在技术、资金、设施等方面均更加有利，即市场的协同性和有序性。当然，也可大规模外销。总之，直接面向区域或周边农村地区养殖农户进行销售，随着后期扩大生产规模可进军城市和其他省市地区。

  秸秆资源的综合利用，尤其是秸秆生物发酵饲料具有经济稳步的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双重效益。各地方镇政府部门作为一个相对性的农业中心，应全权负责农业技术指导，协调好各方工作的推进。关于秸秆生物发酵饲料的生产、加工及产业链条的优化升级，目前我国国内尚未形成有效的成熟体系，只是在部分县市有一定的经验可借鉴。在发展过程中最大的缺陷在于资产金额的投入、研发技术和政策保障层面。这些基础性的保障前提是影响农村农户参与的直观影响因素，即如何将既往农户眼中的“废”变成“宝”的问题。所以，加强组织领导、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强化配套服务，做好基础性的协调工作才是关键。

  注：本文由生物饲料开发国家工程研究中心（BFC）小编整理发布，如有任何建议或意见及投稿等，请您加小编微信（）交流互动。